半数彩票销售点玩期货

大宗案件凸现“期货销售”冰山一角

    在接受记者采访过程中，几乎每一个彩票发行中心的负责人都不愿意承认存在着“期货销售”的方式。他们均表示：“彩票销售只能通过现金交易，口头预订的行为是违规操作行为。”然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彩票销售中心负责人却私下承认：超过一半以上的基层彩票销售网点都存在着允许熟客、“大客户”口头预订彩票的情况。

    这种“口头预订”的行为在彩票行业中被视为“期货销售”。即彩票销售点允许熟客、“大客户”通过预先交纳部分定金或者口头承诺的方式，预订下一期、几期乃至十几期的彩票。开奖后以中奖金额来填补购买彩票的金额，如果中奖金额少于购买彩票金额，客户则要不上差额部分；反之，多余的中奖金额则由彩票销售网点和客户按比例分成。

    彩票行业监管人员承认，由于彩票号码具有很强的随机性，销售网点的这种做法风险很大。“从目前暴露与彩票有关的刑事案件来看，绝大部分与销售网点的这种违规操作行为密切相关。”

    不久前，广西来宾市高速公路上下线两个加油站的站长刘志贵就在短短４个月时间里，私自挪用加油站营业款６００万元，用于购买福利彩票和个人挥霍。在来宾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对刘志贵立案侦查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刘志贵就是在来宾市兴宾区政府周围几个彩票销售网点定额购买彩票的。

    ２００４年，“手气很顺”的刘志贵曾在购买福利彩票过程中了１０多万元的大奖。成为彩票销售网点的常客。销售点老板承认，刘志贵几乎每天都要来看彩票走势图，研究下一期出什么号码。由于是常客。“属于我们的ｖｉｐ客人，我们就允许他口头预先订购彩票。”

    但从今年以来，刘志贵开始购买３７选７、２９选７、双色球、３Ｄ等多种形式的福利彩票。然而一个月下来，手气不好的他不但把中奖所得的１０多万元输掉，还欠了福利彩票销售站２万元。

    刘志贵承认，彩票销售网点经营者允许他口头承诺的方式“预订”彩票，大大助长了他孤注一掷中大奖“扳本”的心里。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刘志贵成功挪用６００多万元加油款购买彩票，最终东窗事发。

    与此类似，今年上半年在南昌发生了电信局职工胡文华骗取他人钱财３３９万元，用于购买足球彩票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在调查中发现，彩票销售网点对熟客采取“期货销售”的方式，也是造成胡文华甘冒奇险的重要原因。

    接受记者采访的基层办案人员表示：近年来，挪用公款、诈骗钱财等经济犯罪行为与彩票相关的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这一情况又与基层彩票销售网点大玩“期货销售”密不可分。来宾市一位办案人员认为：“通过大宗案件暴露出来的彩票网点违规行为只是彩票‘期货销售’冰山一角，更大的风险很可能尚未浮出水面。”

多重风险凸现行业危机

    从事与彩票销售相关立法研究的专家吉昆峰认为，彩票“期货销售”存在着多重风险，一是彩票销售网点和彩票销售中心之间的风险，二是购买彩票“大客户”资金来源的风险，三是整个彩票销售体系在国民心目中的诚信风险。

    表面上看，彩票销售网点直接与彩民发生联系，“期货销售”是彩票网点的独立行为，实际上，这种做法也同时让彩票销售中心、彩票监管中心承担了大量风险，一旦交易无法完成，网点无法上缴销售金额，销售中心就必然要承担这样的风险。

    购买彩票“大客户”的资金来源风险。多年从事彩票销售研究的信息专家李戚云认为，目前国内持续大批量购买彩票的彩民，存在着“一夜致富”的不良心态。他们的资金来源非常有限，非法诈骗、挪用公款等是常见的手段。

    李戚云说：“这类彩民为自己构筑了‘彩票产业链’：即‘购买彩票—中奖—继续购买—继续中奖’，他们把改善生活的大部分希望放在彩票中奖上，而这一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非常脆弱，一旦断裂非常容易造成彩民心理失衡，引发一系列问题，这是彩票行业面临的心理危机。”

    彩票销售在国民心目中的诚信风险，这是目前在整个彩票行业谈论最多的话题。按照西方法学界的“毒果树”理论，一棵树上一旦出现了一颗毒果子，人们就必然对这棵树上的所有果子都产生怀疑，并予以拒绝。吉昆峰认为，随着基层彩票销售网点频繁越轨，类似“西安宝马彩票案”、“录像造假案”、“挪用公款预购彩票案”等一系列案件浮出水面，将会直接导致公众对彩票的失信，从而从根本上严重动摇彩票销售的公信力基础。

    按照国内目前通行的标准，体彩销售额的５０％用以返奖，３０％作为公益金上缴政府财政，２０％是发行费，代理商只能得到发行费的一半；福利彩票的情况也与之类似。熟悉内情的彩票销售财务管理人员认为，由于近些年体彩与福彩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前期投入越来越大，获利空间越来越小，代理商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多种方式来牟取暴利，“宝马案”、“挪用公款预购彩票案”的背后，就是代理商在打彩票销售５０％部分的主意。

出台《彩票法》为“无痛税收”强身健体

    彩票是利用人们希冀侥幸致富的心理筹集社会闲散资金并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一种特殊金融凭证，有“微笑的纳税女神”和“无痛的税收”之称。随着彩票发行事业竞争日益激烈，专家呼吁：尽快颁布与彩票发行、销售相关的立法问题，从法律法规高度确定彩票行业的管理办法和警戒措施，才能实现为彩票管理“强身健体”的目标。

    目前，我国彩票业已达到５００亿元的年销售额，有５０多万从业人员。彩民人数预计已经超过１亿人。业内人士估计，未来１０年我国彩票市场规模有可能扩大到１０００亿元。

    专家认为，彩票立法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彩票的“法律身份”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彩票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法律保障问题。近年来一些地方颇为猖獗的“私彩”现象，个别地区甚至出现被黑社会势力控制的非法彩票“黑市”，以及形形色色的彩票官司，其实都与彩票立法的严重滞后有着相当的内在关联。彩票立法的过于滞后，势必导致政府监管权威的疲软、彩票市场秩序的混乱、彩民正当权益的受损、彩票官司裁决的尴尬等诸多‘彩票综合征’。”

    制定《彩票法》的关键在于打破部门之间的利益垄断。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管理部门负责人认为，福彩、体彩个成体系，恶性竞争的情况已经严重影响彩票业的正常发展，彩票发行制度必须打破部门利益的藩篱。

    厦门大学博士李闰华认为，作为有明确行政隶属的事业单位的福彩中心和体彩中心发行经营彩票，实际上是在进行企业化运作，财政部对其监管的职能只是由一个处来具体实施，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实际的监管是由两大中心的上级主管部门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来实施，本质上是一种自我监管，其危险性不言而喻；从具体操作上看，两个中心所发行的彩票无非是即开型彩票、数字型彩票、乐透型彩票和足球竞猜型几种，产品同质竞争情况非常突出；同时立法机关很难协调两大发行机构利益，由财政部监管调剂、１０个部委分配公益金收入的彩票，下属各主管部门和领域都要求扩大自己的公益金分配额度，在这种情况下，立法部门要协调各部门的关系，则彩票法会遥遥无期，这对中国彩票业的长远健康发展极为不利。

    李闰华说：“西方彩票业有一句话：没有法律天平，在美的女神也无法微笑，加快彩票立法已经当务之急。”